季建林 陈晨|张謇对近代中国商会的建树及对南通建设现代商会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说：“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2020年11月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 称赞张謇先生为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南通经济破万亿进入新阶段后，要再来一次高质量发展的“沧桑巨变”，开创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张謇在近代中国商会的建树，对于现代商会包括南通商会建设，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

一、张謇近代中国商会建树的基础

商会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商会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商会萌芽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人行会，即商人基尔特。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商会的国家，是近代商会的发源地。晚清以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和形式亦发生变化，行会和会馆等封建社会的商人组织开始向近代意义上的商会转化。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1902年，上海通商银行的总董严信厚组织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近代商会的雏形。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察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会章程附则六条》。此项法律文件成为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1905年1月13日，天津商会正式成立。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2年商会总数猛增至794个，1915年更激增到1262个。1915年，参议院代行立法院职权，于第二期常会议定《商会法》，并于12月予以公布。次年2月，又颁布了《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修订了《商会法》和《商会法实施细则》。1929年，工商部拟定《商会法》草案，同年8月15日公布施行。商会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他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

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北岸，距上海仅100余公里。明清时期，随着棉花生产和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南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张謇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小业主家庭，1868年15岁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秀才称号，32岁（1885）中举，41岁（1894）中状元，后在南通办实业兴教育，光绪三十年任商部头等顾问，宣统年间任农工商大臣，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在南通办实业兴教育30余年。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学而优则仕和状元办厂经历，使张謇在近代中国的商会建设上的建树，有着厚实的基础与丰富的内容。

二、张謇在近代中国商会建设上的建树简述

1．“经营乡里” “为商民维权”：张謇近代商会思想萌芽和实践初始

张謇的商会思想萌芽源自他青年时期的经商经历。通海地区农民本无养蚕习惯，光绪十二年（1886）春，张謇协助父亲集资购买桑苗，劝乡人赊购，次年春，他带领家人育蚕并向乡人推广，还约同一批人请求海门厅同知广为劝谕兴办蚕桑，经过四五年苦心提倡，通海地区蚕桑事业毫无起色，原因何在？张謇认为这是厘捐造成的后果。原来通海地区手工缫丝业不发达，新茧上市时只有少数店压价收购一部分，运到上海、苏州贩卖，沿途厘卡重重盘剥，十之八九蚀本。光绪十八年（1892），张謇邀集一批人上书两江总督免除丝捐10年以兴蚕桑，经过争取总算达到目的，两年之间，通海地区增植桑树百万株，并扩展到如皋、泰兴、靖江等地。

张謇“经营乡里”后为商民维权。通州、海门一带盛产棉花，手工棉纺织业与棉布商业也相当发展，光绪元年（1875年）的土布年销量达200多万匹，但官府的苛捐杂税极重，江宁藩司厘捐卡，设在江北各地共有187处，而在通州、海门两地即有57处，占了三分之一。加之官吏层层勒素，商民负担更重。如石港、双甸两局，名义年收厘捐不到千串，但实际开支却多达3000串。张謇光绪二十年（1894）中状元后回到南通“经营乡里”，广阔的阅历和资本主义商品意识，使张謇对当时封建官府的苛捐杂税阻抑家乡工商业发展严重不满，他在当时日记中慨叹：“闻厘捐扰民，为之发指”。他与通州最大的恒记布庄老板沈燮均合作，联络各处花布商人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写下了《为敬夫作呈请代奏核减海门花布厘捐禀》，虽未取得实际效果，但体现了张謇为商民维权的担当。

2．“状元办厂”“绅领商办”：张謇在中国近代商会建设上的利益关切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张謇，在外来侵略的刺激和西方文化的浸润影响下，他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转变。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疯狂的经济侵略刺激下，民间资本迫切要求独立发展，而清政府由于财政枯竭，无力创建和发展官办工商业，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做一些让步，允许和鼓励商办企业。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张謇的“实业救国”理想，以状元“奉命办厂”的形式得以展现，1895年在通州兴办大生纱厂。大生纱厂既不是官办企业，也不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而是“绅领商办”，这是当时民间资本争取到企业管理自主权利的典范。正如著名的张謇研究专家章开沅指出，大生纱厂“从一开始便具有明显的商办企业独立经营的性质。而且，大生纱厂主要是靠企业内部积累来实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扩大再生产，并没有靠超经济的强行掠夺或主要靠官府权势求得本身的发展，这更确定了企业的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大生纱厂的创立及其性质，是张謇商会思想与实践的利益关切所致。

3．代言工商，组建商会：张謇是中国近代商会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张謇在维新变法中提出了某些革新措施，其中涉及工商业的主要有《农工商标本急策》《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折》，这些革新措施的提出，与他正在为大生纱厂创业而深知吏役扰民税费沉重不利工商发展有关。从这个角度分析，张謇这是代表着新兴民族工商业利益而在体制内呼吁请命，张謇已从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转化，关心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担当工商业发言人角色。

在此期间，他还极力提倡组织农会，讲究农学，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并主张集资成立公司以机器开垦荒地。为此，他撰写了《请兴农会奏》，指出：“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张謇的这种见解与主张，不是退回到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是他在办大生纱厂过程中，对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张謇于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博览会）在江宁（南京）开展，张謇在会后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并出版农务联合会杂志。他当时提倡的农会实际上是农学会，主要是一种推动农业生产的科研与实验机构。但是这种以绅士为主体的民间团体，已具近代商会雏形。

江浙两省与上海在当时涌现出一批影响全国的民族资本家，如胡光镛、叶澄衷、严信厚、沈云沛、许鼎霖、庞元济、周廷弼、曾铸、祝大椿、朱志尧等，而张謇则是其中声名最显赫者。这些民族资本家在20世纪初已逐渐组织起来，扩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其突出标志则是组建商会。1899年，出现了第一个有关商会的民间拟定章程《拟中国建立商业会章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组建的南通州商务总会和盛宣怀饬令建成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两家商会。到1908年，全国已有58个总商会（其中9个建于海外）和223个分会。1910年，全国商务总会在上海成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张謇先后任副会长和会长。由于预备立宪公会有半数会员投资近代工商业，所以它对通过立宪维护工商业合法权业特别关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邀请各地商会代表来沪讨论。正式派代表与会的有88个商会，还有30个商会以书信形式参加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将拟订商法草案全权委托该会，张謇在这一活动中处于倡导地位。

从1913年10月到1915年11月，张謇在北京政府担任了两年农商总长。他主张国家政权与工商企业分开，并希望通过立法促进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先后曾主持拟订并提请公布了《工商保息法》《农林工商官制矿法》《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公司注册规则》等，对促进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近代商会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4．“实业政治家”“国民外交”：张謇拓展了商会活动领域和功能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赴日本参观回来，就产生一种成为“实业政治家”的愿望和理想。为了实现“实业政治家”的理想，张謇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力，并借助商会这一载体与平台，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思想，维护国家权益，积极引进外资外智，开展“国民外交”。

1908年张謇参加筹建中法劝业银行，1910年，由全国商务总会出面，在江宁举办了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张謇自任劝业会研究会总干事。此次劝业会展品达100万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参观人数之众多，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是空前的，并在国外也引起强烈反响；1910年6月23日，张謇赴上海与商学公会接待美国商团，8月22日在江苏咨议局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商团，通过商谈，达成一个中美初步合作方案。两天以后，便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邀集津、汉、穗商会代表，与美方讨论合办实业问题。担任农商总长不久，张謇即已拟订合资借款代办等3种利用外资振兴实业的主要方式。1910年，由全国商务总会出面，举办了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张謇自任劝业会研究会总干事。1914年1月13日以全国水利局总裁身份，向美国红十字会签订淮借款2000余万元，不久，在张謇主持下，北京政府和美孚石油公司订立了3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组建中美实业公司，开采陕西延长油矿和热河省建昌油矿；此外，他还请求袁世凯批准美国东益公司在东三省“代垦”。1924年，他代表中国各商界团体，要求巴黎和会废除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和取消对华不平等税则。张謇的这些活动，很多是通过商会来进行，大大拓展了商会活动的领域与功能，提升了商会的地位和影响力。

5．“绅重官轻”“军政商一体化”：通崇海泰总商会成为地方自治工具

“地方自治”原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随着立宪运动的开展，“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国国内传播。在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之前，张謇已在南通推行地方自治。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即将称帝，张謇坚决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回到南通搞他的“地方自治”。张謇有一句话：“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在南通努力于地方自治，希望扎扎实实把南通建成一个“新世界的雏形”。此时南通的实业、教育都有了相当基础，商会成为他推动地方自治的有力工具。

通崇海泰总商会始名南通州商务总会，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謇三哥张詧任总理，刘桂馨任协理，商会从花布行业发展到各行各业，分布通州、海门、崇明、泰州，如皋、泰兴、姜堰、海安等地，会员多达数万人，其职能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工商利益等。通崇海泰总商会有别于全国其他商会的是，它不仅开展商业范围内的活动，而且涉及本地的政治、军事、教育、慈善、市政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及。如，1910年，总商会设体操会，教以兵式体操，辛亥革命后，体操会员辅助军警维持地方治安。1913年，南通城外有土匪滋事，体操会员参加平定；1911年6月，南通沿江堤决，总商会办理救灾并建保坍会修筑江堤；1911年7月，总商会开设银行专修学校和乙种商业学校；1913年，总商会集股组建电话公司；1914年，总商会筹设城港道路工程局。绅重官轻成为当时的南通特色。通崇海泰总商会事实上成为“一邑之总枢”（《民国县图志》语）。

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在辛亥革命南通光复中的积极作为，是它介入政治最突出的事例。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正泊舟在武昌城外，是他最早把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通州。于是，南通总商会和纱布、杂货、京货、木业、茶烟业等行业商会领袖会商决定通州策应。9月18日，上海光复军派舰来通，总商会领率地方各界到港欢迎。第二天在总商会召开地方各界人士大会，推选张詧为革命党的南通州总司令长，并相应成立了总司令部、民政处、军政处、财政处和司法处，在总商会里举行了庆祝光大会，宣布南通光复。南通总商会成为事实上的集军、政、商于一体的高度自治的南通地方政权领导机关。

三、张謇商会思想与建树的现实启迪

张謇的商会思想与建树极其丰富，对推动我国现代商会包括南通商会建设，有着重要启迪：

1．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治保证

在清末民初封建势力和西方列强压制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张謇组建商会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国新兴民族资本的利益，因此有着积极进步意义。虽然他作了很大努力并有巨大建树，但是最终依然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深刻启迪我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众多杰出人物及他们的思想与建树，尽管出发点与落着点都是为了救中国富中国强中国，但不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对旧体制旧制度只能起到修补作用，是不能实现他们的初衷和目的。张謇以商会来维护和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理想及努力，与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梦想的破灭，折射出一条真理：在近代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先进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道路，只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走向独立解放，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根本基础与政治前提。1949年7月，大生一厂、副厂、三厂、天生港电厂在全国率先着手公私合营。为此，大生公司经理张敬礼先后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56年2月1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张敬礼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现在的大生纱厂达到历史最髙水平。毛泽东主席说： “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你是亲身体会了，可以向大家多谈谈。”这一事例生动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治保证，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商会建设的基础与前提。

2．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加强党对商会的领导，须有组织和制度为保障，南通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依托，加强党对商会的全面领导：

（1）实行行业协会商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各行业协会商会均要按照党章规定，单独建立党组织，并按期进行换届；行业特征明显、管理体系健全的行业，可组建行业党委；党员人数少且分散的相关商会，按地域或行业组建联合党组织(党支部或党组)，有使党对商会的领导在组织和制度上得以落实并规范实施。

（2）拓展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行业协会商会要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为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商会党组织要按照“一方隶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原则，组织党员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建立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与协会商会领导班子成员交叉任职、纪委书记（纪检委员）与社会组织监事长（监事）交叉任职制度，党组织书记应当参加或列席管理层有关会议。建立党组织参与协会商会重大问题决策制度。

3．先行先试，从地方法规上明确商会的功能与定位

张謇时代的商会具有很大影响，通崇海泰总商会甚至成为“一邑之总枢纽”，这与张謇特殊的地位和当时政府软弱这样的背景分不开，但与当时的商会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也是密不可分的。张謇在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期间，颁布20余种经济法规，包括1914年9月制定实行的《商会法》，对商会组织及其法律地位进行规范，赋予了商会以社团法人的地位，使之具有自治的法律空间，对于会内及行业事务，具有主导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消失了。改革开放后，商会陆续恢复发展，然而，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商会法。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商会也没有专门的条款，以确定其法律地位，因而商会的地位功能，以及商会与政府、与行业协会的相互关系无法可依;我国现没有全国性商会。商会或隶属于工商联，或与工商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多数商会是统战系统事业单位，商会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是公务员，或是参照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人员。正由于此，商会既不是行政主体，也不是相对独立法人，而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或社团。

在国家尚未制定《商会法》的情况下，南通可以先行先试：(1)将商会从统战部门剥离开来，与行政脱钩，使其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2)制订完善促进商会或行业协会组织建设和发展的地方性法规，界定商会、行业协会的地位、性质、功能、体制、治理结构、权利、义务、及其与政府、社区、企业等各方面的关系，为商会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提供法规依据。(3)完善商会的治理结构，商会的领导成员应由委任制改由按照民主程序选出，体现其与行政权力的独立性。领导成员不由国家公务人员担任，真正体现其民间性。(4)推动现有各商会、行业协会进行企业本位化的改组、改革，使之成为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同时要推动现有商会、行业协会的整合，并放手发展地方性的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组织。

4．以自律机制和规章制度，强化商会规范性运作与管理

南通商会历史悠久，现有市直商会60家，县市区商会340家，在全国各地建立南通商会31家，并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与城市建立了南通商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南通商会各级各类商会怎样规范化运作与管理？第一、工作方式上要与国际商会逐步接轨，转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会，加强民间性、经济性和独立自主性。第二、借鉴国外商会的成功经验，规范运作方式，重点办好几个综合性商会，以此为龙头，影响和带动其他行业协会和商会，形成真正的以商会为主体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商会运作机制。第三、进一步健全商会运作的规范性，制订统一、高效、可行的规章制度，严格照章办事，以自律机制和规章制度，形成良性运作模式。强化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服务意识，明确自己的职能与作用，赢得广大会员的信赖和支持，形成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5．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拓展商会的工作职能

张謇以“实业政治家”“国民外交”的功能，大大拓展了商会活动的领域和功能，当时的南通总商会成为事实上的集军、政、商于一体的高度自治的南通地方政权领导机关。这是由张謇的地位及当时南通自治的特殊环境条件形成的，但这也深刻启迪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双循环的大格局下， 南通商会的工作职能应该大拓展，服务对象和范围大扩大，逐步形成包括政策服务、中介服务、商务服务、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决策服务等各项内容的商会服务工作体系。

(1)加快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转变。政府要从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中脱身，着重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培育，把不应该政府承担和政府无暇顾及的工作交给社会团体和组织承担，充分发挥商会在行业管理、行业协调、行业自律、人才培训和对外交往方面的优势。

(2)政府赋予商会更多的市场经济职能。商会应承担起涉及行业利益方面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方面的工作，包括参与价格成本协调、审核行业准入资格、主持本行业有关的研讨会和听证会、参与行业改革以及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建议等；再次，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商会发展基金，支持商会的运作和发展，并积极推动和落实商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对商会的资助、奖励政策。

(3)充分发挥商会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商会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作用，南通当前可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之间的关系。行业商会可以，也应当独立承担起行业标准、行业行规和市场准入制度的制定，维护行业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以政府公共服务的下放和公共服务社会化管理为契机，引导和鼓励各类商会、协会组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养老服务、行业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等服务、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的信息收集和调查等法律服务等。

三是商会要积极引导会员企业以各种方式为政府和社会排忧解难，在扶贫助学、慈善捐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多层次、宽领域地参与社会管理，商会不仅可以为广大企业提供更为宽松、和谐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在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政府压力方面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