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忠|工业化、本土化与企业家精神——以南通、无锡、常州为例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批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的“条约口岸城市”。据统计，从1842年至1922年，外国在华先后开辟的条约通商口岸共计79个。而大量由中国政府自行开放的商埠城市、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及商业城市，则被纳入非条约口岸城市之列。

条约口岸城市开埠较早，吸收西方文化趋先，对外商业贸易频繁，因而很快走上了城市近代化的道路。而后发展的非条约口岸城市却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成长过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末年，当中国遭受严重的外来侵略，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地方民族企业家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与自己命运息息相关的国家命运，积极投资办厂，走上了一条“实业救国”的创业之路。殊不知，这却成为不少地区以工业化为起点，寻求振兴与发展的新契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在工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成为基本依靠自身民族工业成长起来的城市近代化的典型，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对比条约口岸，展开对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析与研究，对探索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道路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的进展和缺憾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与开埠通商这一历史现象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的开埠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一种病态开放，是一种以丧失国家主权为代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开放，是近代中国蒙受屈辱的一大标志。但是这种开放却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开放意味着中国向半殖民地社会的继续沉沦;另一方面，开放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在这些城市率先发生和发展，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因商而兴”。

“因商而兴”表明城市经济的重心主要在商业贸易上，商业的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经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这个广阔的商品市场。他们在中国以条约口岸为基地，进行以天然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的初级商业贸易，而且还加强越区贸易和越项贸易，从而在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商业容量，上海、天津、广州、青岛等条约口岸城市因此成为国内甚至国际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通商贸易不仅是这些城市的经济主体，而且还推动着这些城市率先向现代化转型:一方面，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自身性质发生变化，新式商业行业在条约开埠城市出现，不仅扩大了中外贸易的种类和影响，而且还迅速形成了以条约口岸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商业贸易市场网络;城市传统商业贸易在新的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下，逐渐从封建商号向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转化。

另一方面，条约口岸城市内外贸易的繁荣导致了口岸城市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化，直接带动了城市交通运输、金融、通讯、近代工业、城市建设等其他新式经济部门的兴起，潜在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脱氧核糖核酸’”。

然而，西方人把资本主义的种子带到中国，却不愿看到它成长为参天大树。近代中国社会被他们带到了一个彷徨的十字路口:既不能阻挡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又不想使其真正获得正常发展的有利条件。于是一种低度、有限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几乎成为近代许多半殖民地国家的共同特点。特别是对城市化影响巨大的工业化问题，成为中国诸多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核心障碍。

近代中国的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由于西方人对在华通商贸易更有兴趣，因此城市商业化的浪潮相对出现较早，来势较猛，在五口通商时期便已形成，而工业化却姗姗来迟，虽然中国在1843年就已经出现了近代企业。此后，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又陆续兴办，外商对工业的兴趣也日渐浓厚。

但是，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热点仍在通商贸易方面。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中国商人涌入口岸城市，抢占埠头，跃跃欲试，扩大国内商业贸易网，参与市场分红。这种社会心理显然鼓励了各种商业投机冒险行为，实业界中这种短期行为甚为风行，而风险大、耗资多、要求高、周期长的工业投资则被视为险途，受到冷落。

正如一位西方人士谈到19世纪90年代上海经济特征时所指出的：“上海这个大商业中心，一向是靠贸易建立起来的——同中国广大内地的贸易，同远方大陆的海港的贸易。工厂呢？谁也没有考虑过，除几家外人兴办的丝厂外，租界上根本没有工业生产。”

当时外资兴办的企业多是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具有明显的贸易“附庸”性质，工业成为商业的婢女。直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近代工业才初具规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当时的产业资本总额中，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比例依然保持在3∶1的状态(1920年) ；1933年，全国商业资本还是工业资本的10倍，商业从业人员相当于工厂职工人数的24倍。

这种商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的格局，甚至到1949年都没有改变过来。这说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商强工弱，近代经济迟迟没有完成由商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

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一是城市化进展缓慢的问题。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国家，农业人口众多，因此，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成，给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在1840年以后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由5.1%上升到10.6%，上升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处于低度有限的发展状态，封建小农经济在数量上仍占有明显优势，大部分人口和资金滞留在土地上，经济要素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十分有限。

中国的城市化进度不仅与近代西方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甚至比一些后发展国家还要迟缓。经过百余年的社会变迁，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国家。

二是与口岸经济紧密相连的农业发展问题，即近代中国农村的贫困制约着城市的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由于受大口岸城市经济的影响，农产品价格脱离生产成本，农民经济生活受到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买办和高利贷商业网的严重剥削。到20世纪30年代，就是在最富庶的江南农村，也出现了农村大量入超，农村对城市负债，农村金融枯竭和经济破产的情况。

尽管国内农产品商业化发展对中国的工业建设已有所贡献，但与条约口岸城市工业的发展仍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三是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商业化问题。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主要不是由工业来推动，而是依靠商业的力量。乡村人口涌入条约口岸城市后，主要不是被工业吸收，而是被第三产业部门所吸收。由于商业本身不是人口的巨大容器，对人口转移的拉力也十分有限，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它只起“启动”和“引桥”作用。

因此，当人们涌入城市之后，立即面临就业困难，一些人又不得不返回乡村，形成城市对人口的反推力，从而大大减缓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资料表明，这种商业发展强于工业发展的模式，是近代以来许多后发展国家经济落后的共同特征。

而农村贫困、商强工弱的直接后果，又使得近代中国城市工业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贫血状态，工业资金严重不足，社会资金向工业的转移零星而迟缓。不足的工业化必然造成人口拉力不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又造成农村推力不够。

这样，一种以商业贸易为中心，脱离农村，对立于农村的大口岸城市经济的发展模式，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即便少数如上海等大条约口岸城市兴旺发达，人口仍然难以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城市发展只停留在低度有限的发展层面上。

非条约口岸：企业家主导的“本土化”工业发展模式

非条约口岸的城市工业化也非一帆风顺，其真正起步是继大口岸城市工业化之后开始的。1895年，《马关条约》为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办土产加工业打开了绿灯，清政府被迫允许华商在口岸城市投资设厂。于是，与外资企业在上海等城市长驱直入的同时，华商工业也在各地包括一些非条约口岸城市悄然崛起，在艰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

其中长江三角洲上海周边的非条约口岸无锡、南通、常州等城市的成长特别引人注目。至1937年，长江三角洲区域近代经济发展到最高峰时，这三座城市已成为以纺织、缫丝、面粉三大行业为主的轻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

何以如此？笔者以往曾撰文分析，认为系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江三角洲区域市场化、交通运输发展、城市商业化、工业化等内外部“合力”因素使然。

然深究其因，三地城市企业家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以及立足于“本土化”发展城市工业的因素则更具说服力。

首先，南通近代工业的兴起就体现着领导者张謇独特的个人魅力。

张謇系晚清状元，本可借大魁天下之机，由翰林而学政，或由侍郎、尚书而跻身枢要大臣，走出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宦之路。

然而，甲午战争后，他却面临着一种新的人生选择：要么在腐朽没落的清廷中博取功名厚禄，要么顺应时代潮流投身于“实业救国”。深谙清廷时事的他最终选择了后者，尽管这是一个充满了艰辛和苦涩的创业过程。

从1895年接受张之洞创建工厂的建议起，张謇南北奔波，周旋于官场上下和民间绅商之间，整整经历了“阅月四十有四”，克服了多次流产危机，最终建成大生纱厂。

其时，张謇“含垢忍尤、遭闵受侮，千磨百折，以成区区工商之事”，“其危苦独心喻之，固不能尽其百一”。

在当时的南通，社会经济条件和人们的意识，距近代资本主义出现所需要的环境相距甚远。没有张謇那种远远超出一般人物的爱国热忱、远见卓识、宏大气魄和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艰苦创业精神，没有张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充分利用当地有利因素，带有“超前”意识地强力推进，南通近代化不可能达到当时的规模与程度。

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最主要是利用通海地区盛产棉花和土布生产与销售便利等有利条件，就地取材，就地生产。他不但创办了“龙头”棉纺织工业，而且还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纺织工业提供原料，然后带动机械、食品加工、交通运输、金融乃至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其后，张謇又以经济领域获取的利润作为进行教育和社会事业的投资，培养企业发展需要的各式人才，从事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在他看来，“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毫无疑问，其完整的工业化内容就是一种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模式。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本土”工业化模式，大生资本集团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通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还明显改变了该地区落后的面貌。

如果说近代南通城市经济发展为张謇个人力量推动使然，那么，无锡城市的近代转型显然是群体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一推动群体是另外一种具有资本主义经营理念的城市企业家们:他们多由社会各有产阶层以及官僚、地主、买办和工商业者转化而来。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投入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因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办工业的发展方式，其结果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实效。

这种集团式推动城市工业的方式有两种效果:一是分工为战。近代无锡工业以纺织、缫丝及面粉业最为发达。无锡企业家们各自在自己的产业领域内开拓发展，以各自的成就共同推动着无锡的工业化，“即使一个行业发生困难甚至破产时，也不致造成无锡整个工业的停滞或衰退”。

二是协同作战。如为了对付外地丝业的竞争，无锡各缫丝企业共同协议，投资组成“兴业制丝股份有限公司”，统一收茧，统一分配原茧，并利用永泰销丝机构，直接外销生丝，不但“增强外销联合力量，免受洋行操纵和本国厂商的竞销”，而且，各厂还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另外，在市场竞争方面，他们一致对外，在本地不互相倾轧，立意创新，不断对企业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这种集团式、群体化推进方式不但提高了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形成了一股积极进取的群体上进风气，为无锡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然而，无锡工业化模式的成功还源于一个更重要的基础条件，即无锡工业与当地农业经济存在着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19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陆续出现近代机器缫丝工厂，对原料茧的需求不断扩大，于是，地近上海，又无自行缫制土丝传统的无锡，很快成为上海丝厂的最重要的蚕茧供应地。这样，无锡桑蚕养殖业一开始便与大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上海丝厂的激增，无锡所供给的原料茧越来越多。1882年，约有3000担干茧流入上海，而至1897年，上海丝厂从无锡直接购入或间接买进的干茧量高达15000担。

丝业利润的增长，自然也吸引了无锡本地的商人投资开办机器缫丝厂。由于缫丝业系投资少收益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无锡恰恰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和条件:即无锡靠近太湖，水质良好，适合缫丝需要;而且各县盛产蚕丝，丝原料充足;更重要的是无锡周围农村传统手工缫丝业发达，有很多富有手工缫丝经验的农民，一经训练，即可成为机器缫丝工人;此外，无锡若把蚕茧缫丝转为丝运输出口，要比原料直接运沪缫丝出口费用要低。据估计，无锡每担厂丝的成本比上海厂丝便宜了30两。

因此，自1904年周舜卿在东绛建成无锡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以来，无锡丝厂逐渐增多，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丝厂丝车增加甚速，至1930年，无锡已有丝厂48家，丝车14732部，成为名副其实的“丝都”。随着无锡本地丝厂的大量涌现，对工业原料的需求迅猛增加，无锡成为丝厂原料集散地，周边农民也开始将自缫土丝出售改为直接出售鲜茧，于是本地农副业与工业的联系更加紧密。无锡蚕茧不仅要输出上海，而且大部分还要供应本地丝厂，造成本地蚕茧供不应求的状况。

故时人评价无锡缫丝业曾这样认为:“无锡缫丝业，是雄冠江苏省的轻工业之一，差不多占苏、浙、皖边界产丝区所有缫丝厂的十分之五强，它的原料的采集占了上述地区全部生产量的十分之六强，原料采集机构——茧行，像神经似的伸展到苏、浙、皖边界的穷乡僻壤，为它服务的劳力单位，也差不多占无锡全盛时代十万产业工人的十分之七。它推动了出口贸易，它活泼了无锡的经济脉络，像不断滋生的血液在流转。”

毫无疑问，立足于无锡传统农副业经济的无锡缫丝业，已与广大的农村腹地形成了良性互动，不仅促进了城市进步还带动了无锡农村的发展。据有关调查，由于无锡农村蚕桑业发展，农民手中有了一定数量的现钱，农村商业也活跃起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五里一大镇、三里一小镇的农村商业网。

纺织业的情形与缫丝业略有不同。19世纪末洋纱传入无锡农村，无锡地区的农户开始使用机纱织布。随着无锡各纱厂的建立和发展，至20世纪初，无锡纺织业已经基本过渡到用本地机纱织布的状态。至20世纪30年代，无锡附近农村及江阴土布产区也都成为无锡各厂的重点销区，通过纱号布行，无锡近代纱厂与农村家庭手工业结成了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冲击了当地的农村织布市场，农村手工织布业逐渐衰落。这样也给与土布业紧密相连的无锡近代纺纱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与洋布竞争，以无锡丽新纺织厂为代表，通过积极调整，改变原有的经营方针，在技术与管理方面加大力度，提高水平，很快使企业摆脱单纯依赖农村手工织业的困境，走出了一条以高成本、高技术、高产出及资本替代劳动力为特点的新的纺织工业发展道路，进一步提高了城市工业发展的竞争力。可以说，无锡棉纺织业的发展也是依靠着自身机理的变化，走出了一条“本土化”棉纺织业发展道路。

常州纺织工业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无锡无二。常州是苏南重要的用纱码头。近代以来，洋纱进口非但未使农村土布业破产，反而促进了常州农村土布的改良，使其得以保存并有所发展。洋布的倾销，对当地土布生产虽有一定影响，但由于地域差异和消费习惯不同，常州土布传统的销售市场并未受到严重侵蚀。为了适应洋布竞争，常州土布业在传统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基础上走上了工场化的道路，即把个体生产者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进而又通过引进国外机器设备，由手工工场向近代纺织工业过渡，因此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如常州的大成纱厂面对洋纱挑战，改善经营方略，依靠自身力量，将布匹进行印花、染色等精度加工，提高最终产品的档次和规格，加强与洋布的竞争，走出了一条由单纯产纱变为纺、织、染、整全能企业的“本土化”发展道路。

显然，这是一种由土生土长的常州民族企业家们自我推动、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变”。他们在没有国外企业直接挤压，没有官僚资本吞噬的条件下，在本地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变商为工，建立近代纺织染业，实现地区初步工业化的道路。

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还表现出机智灵活的经营意识。如刘国钧在经营常州奔牛镇的和丰、同丰京货店时，曾接连遭到地方势力的勒索，他考虑再三，认为自办工业，既有利可图，又可免除地方势力的骚扰，还可抵制外货，由此，他变商为工，有意识地与常州办厂的资本家和地方士绅交好，很快成为常州工业界的一面旗帜。

不难看出，长江三角洲南通、无锡、常州这三个非条约口岸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相似的发展模式，即近代工业已成为现代意义的机器大工业，而农村副业也成为带有新经济因素的农村副业，两者通过商品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一种新的城乡结构，基本完成了由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农工商协调发展的转变过程。当然，南通、无锡、常州三城市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仅仅由城市民族工商企业家们通过促进企业和当地农工商协调发展而能完全决定的，还需结合更多因素进行考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环境等综合条件的制约，南通、无锡、常州三地城市工业发展模式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

但是，城市工业化给这些非条约口岸城市带来的变化还是相当巨大的，特别是三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区域地位的改变并由此导引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变动。

工业化以前的无锡原为苏州、常州间的一个小镇，向以从属于苏州中心城市的米、布转运码头著称;南通更是苏北地区相对封闭落后的县城。而自上海开埠，尤其是工业化发生以来，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江三角洲甚至全中国新的经济发展中心，无锡、南通、常州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无锡、南通借助上海的物资、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强力辐射，发展了自身城市工商业，并将大批工商业原料返转输送到上海，连通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商品流通市场。它们还将各种经济发展要素以辐射的方式传递给区域内其他中小城市及乡镇，二三级城市互动联系，进而形成了围绕全国经济中心上海而运转的分区域中心。

无锡则取代了苏州、常州成为苏南地区的产业中心、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周围地区的江阴、宜兴、常熟、溧阳、金坛、靖江、吴县、武进等地的经济活动，都围绕它而运转。

南通也迅速取代原来苏北商业中心扬州的地位，成为苏北商品云集之地。这样，在长江三角洲新的城市系统中，中心城市(上海)与腹地城市(无锡、常州、南通等)之间，各分区域城市之间通过各种工业化时代的运输通讯网络，人口、物资、资金、信息得到不断流动，基本实现了城市间相互影响、相互辐射，共同推动了自身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借鉴与反思：后发型城市经济发展之路

应当说，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的贫血与低度发展，南通、无锡、常州等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的别具特色，都在近代中国低度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差异性。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城市研究者、建设者们深入思考：

第一，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政权是该国工业发展、城市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如果缺乏这一保障，仅仅靠张謇、荣德生、荣宗敬、刘国钧等民族工业企业家们发挥个人能力努力提高企业发展水平，即使得到一时的发展，其最终的命运依然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

第二，典型如非条约口岸南通工商业的发展。如果当时的北洋政府能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角度出发，在制定资金、市场政策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扶持与保护，能在大生负债累累之时给予一些资金上的支持，则东北的关庄布市场、面粉市场不会那么快失去，大生也不会如此快速衰落。国内其他城市民族工业的发展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工业化所以能有力地推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其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各自走出了一条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本土化”工业发展的道路。而大多数条约口岸城市却以牺牲周边地区农村发展为代价，直接造成了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村贫困、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严重后果。这种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归之路。当然，“本土化”的工业发展也必须依据城市自身条件，将当地工商业与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常州绅商领袖、商会会长钱以振在参观完南通，回常撰文所讲:“各县万不可以南通为模范，南通事业自有特殊之点，亦非可模范各县者。”

第三，中国城市发展需要特别发挥有影响力的城市企业家的改革创新精神。任何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推动。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工业化的共同特点就是依靠城市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轻工业城市的性质。当前中国城市中的大中型企业也同样面临如何发展改革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发挥的好，企业就能站稳脚跟，立足国内外市场，反之，企业将无法生存下去。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近代转型的成功代表，南通、无锡、常州在近代城市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许多既同于又异于其他类型城市的特点，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城市工业化道路和模式，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和建设中国现代化城市，利用城市自身条件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郑忠系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来源：郑忠，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工业化、本土化与企业家精神——以南通、无锡、常州为例，《江海学刊》.2008(02)，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