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琴 羌建|张謇：“东南互保”事件幕后的真正英雄

当义和团兴起、清政府派兵镇压之时，张謇于1899年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感叹：“官民之情不通，天下事无可为者。”于是，张謇自扮“官民之邮”角色。

(一)关注时局联络朋僚

《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显示，在“东南互保”动议及其实现过程中，张謇特别忙碌。他或是忙于写信致电，或是穿梭于上海、南京、通州之间，频繁与地方督抚、东南士绅、文化报人等交往、密议、策划。联络之人主要是刘坤一及其相关者，包括何嗣焜、沈瑜庆、汤寿潜、陈三立、施炳燮、赵凤昌等。他们或是刘坤一亲信、幕僚，或是与刘持相同政见者。在保卫东南问题上，张謇与他们志同道合。

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至十二月，时局及“东南自保”成为张謇日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围绕“东南自保”的各种信息、信函、会见、交谈、商讨及主张等。同年5~8月的张謇日记几乎天天是时局及其相关活动，体现了如下特点：

一是几乎都围绕时局变化及“保卫东南”而进行；二是基本能看出义和团、八国联军、清政府的动态；三是大体可了解“东南互保”酝酿前后的相关情况；四是可以对张謇每天所思、所见、所说、所到有一个基本了解，张謇的观点、主张也一目了然；五是记载极为简单，内容亦多不明说。

从所见资料看，在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宣战上谕时，“东南互保”酝酿其实已经开始。在各国公使准备武力镇压义和团、向北京调兵遣将、出兵保卫天津租界，尤其是英国等军队在东南蠢蠢欲动之时，东南绅商们就在秘密策划如何避免北方战乱而实现自保之事了。由此可见，提议、策划“东南互保”的初衷并非与朝廷对立。同时，朝廷在发布宣战上谕一周后态度已悄然变化，对列强变战为和，对义和团变抚为剿。如果东南官、绅及时获此信息，他们策划“东南互保”底气会更足。“东南互保”可谓“表现于若即若离，而终止于不离不弃”。

张謇除关注时局、多方联络外亦在家乡采取各种措施应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一是通知大生纱厂助手沈敬夫审时度势，“相北方匪警缓急为操纵”；二是与海门王同知“议陈团丁”，以保地方平安；三是要求南通各典当行“不可止当”，以免引起人心恐慌。

(二)密议游说刘坤一

张謇对刘坤一施加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方法：一是直接与刘晤面陈说，或是致函呈文；二是与刘坤一亲信幕僚频繁接触，电函不断，互通情况，商议对策；三是与其他相关之人交往联系，互通信息和主张。

1900年5~6月间，张謇在上海逗留近一月，晤见多人，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沈曾植。张謇日记记载，四月十三(5月11日)“子培至沪”。子培即沈曾植字，他在北方动荡之时携家眷到上海。当时，义和团在京津迅速发展，朝廷以载漪为首者排外势头正旺，而各国公使一面照会清政府要求“剿除义和团”，一面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并酝酿出兵镇压。5月11日沈曾植到上海后，张謇与之“晤谈”。5月15日晚，张謇“至虹口晤仲弢。晚与子培同车，送登‘大通’”。

这说明当日张謇与沈曾植、黄绍箕亦进行过晤谈。关于会谈内容，张謇虽没明说，但可以肯定与东南互保有关。其后，沈便奔走于南京、武汉、上海之间，游说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总办商约大臣盛宣怀，联络联合自保之事。

进入6月后，北方情形越来越复杂，这使得张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东南自保之中。当张謇得知刘、张对义和团的明确态度后便在日记及年谱中称“团匪”，“闻张、刘合电请剿团匪。匪大恣肆，黄巾、白波再见矣”。

此前，张謇穿梭于上海、南京、南通之间，会晤刘坤一、何嗣焜、沈曾植、黄绍箕、恽祖祁等，会谈内容日记未明说，此后，张謇才在日记、年谱中明确提“保卫东南”。张謇6月25日日记写道“蔼苍来，议保卫东南事。属理卿致此意”。蔼苍即沈瑜庆，代表刘坤一在上海参与策划“东南互保”；理卿即施炳燮，为刘坤一的亲信幕僚。其后的一个多月，张謇日记几乎天天围绕东南互保记述。“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江以杜云秋(俞)为营务处，鄂以郑苏龛为营务处，北上”。

伯严即陈三立，杜云秋即杜俞，郑苏龛即郑孝胥。张謇此时与陈三立商讨将光绪皇帝等从西安迎到南京，并拟由杜俞为江苏营务处，由郑孝胥为湖北营务处，分别负责迎銮的相关事宜。

《翁啬自订年谱》将五月商讨的要点作了简要罗列：“五月，北京拳匪事起，其势炽于黄巾、白波。二十二日，闻匪据大沽口，江南震扰，江苏巡抚李秉衡北上。言于新宁招抚徐怀礼，免碍东南全局。爱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蛰先至宁，议追说李秉衡以安危大计，勿为刚、赵所误，不及。至沪与眉孙、爱苍议，由江、鄂公推李相统兵入卫。与眉孙、爱苍、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

这段记载文字虽简但信息量大：一是义和团到了北京，其发展势头很是迅猛；二是天津大沽口失陷，东南既震惊也受到影响，积极主战的李秉衡北上；三是张謇因担心徐宝山会对东南大局的稳定造成影响，便给刘坤一献招抚徐宝山之策；四是与沈瑜庆在南京商量保卫东南之事；五是与陈三立议商迎接光绪皇帝及皇室到南京之事；六是汤寿潜到南京，张謇与之深谈，商讨如何劝解说服李秉衡以国家安危大计为重，不要被刚毅(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赵舒翘(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所误；七是张謇至上海与何嗣焜、沈瑜庆商议由两江及湖广公推李鸿章率兵北上勤王；八是与何嗣焜、沈瑜庆、汤寿潜、陈三立、施炳燮商议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保卫东南。

招抚徐宝山、迎銮南下、劝说李秉衡、公推李鸿章北上勤王、游说刘坤一和张之洞保卫东南等等一系列事件的落脚点其实是保卫东南、迎銮南下。而这一系列活动看似无绪，实则有章，张謇从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二、策划游说献招之效果

当慈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之时，南方各省纷纷观望。上海各租界戒备森严，外国军舰驶入吴淞，陆军登陆布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通商口岸，情势紧急。据刘厚生著作，李鸿章老部下盛宣怀与其幕僚何嗣焜商量对策，何认为，事关重大非盛权力能达，唯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人拉一处才有效，但此三个人很难拢一块，“可请张謇说服刘坤一，赵凤昌说服张之洞”。刘厚生关于盛、何动议虽可进一步考证，但张謇、赵凤昌对刘坤一、张之洞确实下了功夫。

关于张謇策划游说刘坤一到底效果如何，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张謇对刘坤一颇有影响”，亦有学者认为“至今仍难精确定论”。张謇在“东南互保”中的角色和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成功招抚徐宝山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各列强乘机入侵之时，张謇思考着如何安定东南地方势力。因为北方局势十分危急，如果战火烧到南方，或者南方地方势力乘机起事，再引起外国势力干预，那么中国必遭瓜分，“南中闻警，伏莽腾谣，揭竿之徒，在所可虑”。对于南方，张謇认为可两步走，第一步安“内”，第二步攘“外”。

当时，长江中下游一大势力、“盐枭”头目、帮会首领、拥私人武装的徐宝山就是一大隐患。当张謇明晰张之洞、刘坤一对义和团态度后，便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后一天，张謇便见刘坤一，“知大沽口失，陈招抚徐老虎策”。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论：“张謇把招抚徐宝山看作是与帝国主义达与‘互保’协议的前提。”张謇当面献计刘坤一招抚以“免碍东南全局”。第二天，刘坤一便着手“招抚”事宜。张謇再以“上新宁书”打一针强心剂，强调抚徐后“内患苟弭，可专意外应矣”，同时就“招抚”的具体办法、度的把握及其善后事宜再次献招，“此辈如乱柴，徐则约柴之绳也。引绳太紧，绳将不堪，太松且枝梧，宜得有大度而小心之统将处之，俾不猜而生嫌，不轻而生玩。若予编伍，饷额宜檄统将发原封令徐自给，但给衔不可逾守备以上，不可便单扎。且令一善言语、有计略之道员前往宣示诚信，以开谕之，令专镇缉沿江诸匪。若请来谒，宜即听许，不请勿遽强。此人闻颇以胆决重于其党，控驭得宜，安知不有异日之效？”抚徐的确不失为一着好棋，后来的情况正如张謇所愿，徐的确未给“东南互保”大局形成障碍。

(二)促刘坤一义无反顾

在自订年谱中，张謇记述道：“与眉孙、爱苍、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

张謇将东南与西北的关系表达得辩证透彻，“名”与“实”之说促使刘下定决心。尽管刘深知“保守东南，实顾全局，一涉孟浪，祸在眉睫”，但仍义无反顾。

日记也好，自订年谱也好，张謇的记述颇简。简可以理解，因为太忙，事务太多，他没有时间来从容记述，自己看懂就行。但令人费解的是，大事要事敏感事缘何一笔带过或者隐晦甚至“留白”？其实，这恰恰是张謇性格所致，做事稳重，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不图虚名，不贪天功。他或是预见或是准备有朝一日会公诸于众，对于很多事情他不想说得太明白，或者不想让别人太明白。当然，细细揣摩，抑或与当时处境有关，事件尚未过去，他或许不想牵涉其中。五月二十七(6月23日)盛宣怀、何嗣焜、赵凤昌、张謇、汤寿潜、蔡钧、沈曾植、陈三立、沈瑜庆等会商，最终共同认定通过中外“订约互保”的形式，从国际法上来约束外国列强。

如此要事，张謇当天日记为空白。张謇是务实派，他不想说的或不能说的，在日记、年谱中就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这其实更增强了张謇日记的可信度。

“东南互保”虽然订约，但仍有大量善后事宜。张謇致函刘坤一表示深深的忧虑，“謇蜷伏海澨，北望觚棱，忧来如焚，鬓毛渐白，不能旦夕府庭申窾窾之愚”，同时详细分析不利时局及可能出现的情形，吁请刘坤一出面协调，“公忠勋著于王室，信义孚于列强”，“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诚不可不为之早计也”，唯有“坚明约束，以固东南之疆寓”，张謇言辞恳切，力图打消刘坤一之疑虑，“盖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尽臣节，非独反经合道之权宜，实亦扶危定倾之至计也”。信函中，张謇还具体献计献策如何将保护订约之本末说与朝野。

张孝若于1930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订正初版《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四年以后，我父回到南通，决心开辟他的新路，又碰到两江总督刘公坤一。刘公当时也是一朝重望，齿德俱尊，好像中流的砥柱，对于我父，又是一样以国士相待，言听计从。”可见刘坤一对张謇的倚重和信赖之程度。

纵观“东南互保”动议及实施过程，可以看到大凡有相关大事要事，刘坤一便召张謇赴宁。有时刘的亲信、幕僚约谈张謇，有时张謇约谈他们。张謇为南北之事，上串下联，既充当刘坤一谋士，又起到“官民之邮”作用。

(三)弹劾端、刚目的达到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筹划招抚徐宝山为首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推动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是谋求‘退敌迎銮’并让光绪当政”。张謇心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弹劾端(端郡王载漪)、刚(刚毅任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以绝后患。如果说，张謇将招抚徐宝山作为“东南互保”的前奏，那么他将弹劾端、刚作为“东南互保”的善后。从张謇日记及年谱可见，弹劾端、刚一直是张謇朋僚圈的重要议题。他先是劝紧跟端、刚之人，“勿为刚、赵所误”；在应刘坤一之请晤面时了解到李鸿章也“引各国语直讦端、刚，请上定主裁”，不过，此次见面因有第三者在场，刘未肯多谈；张謇便“再谒新宁，请奏请罢斥端、刚，以谢天下”；其后，刘坤一便“以请罢端、刚，电商合肥、南皮联衔”；可是，当李鸿章北上后怀惴上疏却未呈上，表示要见机行事，这使张謇很着急并深感遗憾，火烧眉睫之事，李可谓“揖让救焚”；张謇并不气馁，继续给刘坤一去函，采取汤寿潜的说法，“请令端、刚自求罢斥”，与此同时，张謇自行给端、刚去电，奉劝其“自屈，以全大计”；十天后，终于得到一个重要消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四衔劾端、刚误国，请予罢斥”，弹劾有效，“得旨解端差使，刚、赵交部议处”。至此，弹劾端、刚之事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三、热衷“东南互保”之缘由

张謇对政治并非热衷，更多时候是若即若离。然而，在“东南互保”策划及实施过程中却表现出异常的政治热情，且付出巨大努力，这是有原因的。

(一)稳定东南的责任意识

在促刘领衔“东南互保”时，张謇将东南与西北的互存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就当时情况而言，东南能否免受战乱，的确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于东南于全国之地位，张謇早有认识。1879年科考策问中就曾述道：“其始军饷所出，大半取之东南”，“自唐安史之乱，中原沦丧，辇东南以供西北，江介一隅之地，始为国家财赋中心”。1900年7月29日，当“东南互保”议商紧锣密鼓之时，张謇借《憎乌》诗表达自己对东南与西北关系的理解：“昔汝来巢以为祥，东南西北巢相望。”

其后，他在《变法平议》中论及改革漕运时说：“京师仰漕于东南。运输之法，河不如海，民船不如轮船，而本色又不如折色。”后来，他在《耕织图跋》中写道：“东南赋税之供甲天下。”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亦说：“中国近二十年来，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北。”张謇后半生之所以醉心于水利事业，对导淮更是情有独钟，正是基于他对导淮的理解：“关东南大局。”在东南，“江苏为东南财赋之区”。

早在1879年三院会试策问中，张謇谈江苏水利时述道：“兴利莫大于治水，治水莫亟于江苏。江苏者，天下重赋之所在，而东南众水之所会也。赋所在而不开其源，军国失仓庾之富。”在《招待日本实业团颂词》中写道：“江苏一省，在敝国为东南要地，居民耳濡目染，颇知趋重实业”，“苏系东南七省安危”。晚年给友人信中回顾：“苏浙自甲午以来，凡有事变，均能联合东南七省或五省共资维助，民今称之。”由此可见，张謇对东南在全国地位、江苏在东南地位认识之清醒。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作为东南士绅的张謇自觉有份责任和义务，不仅在“东南互保”之事体现出来，其后仍以东南稳定、发展为己任。“东南憔悴中原竭，愿净欃枪汴济涯”。因此，“子培约为东南士民上政府行新政书”，他欣然应和。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张謇深为忧虑：“日俄事了，来日大难，东南之人，日夜焦苦以图之，未知有济豪芒与否？”他在致周馥函中表示：“外患日逼，民智未开，实业气尚稚薄，谋力均单，设有蹉跌，不止一人之名誉，故多方求助，以冀所营一一成立稍完，为东南实业前马之义务。”对民生关怀使得晚年的张謇仍时时关注时局及东南。他于1924年写《苦旱》诗：“北方河正决，东南兵未偃。何人闵农艰？天意漠然远。”这表达了他对天灾人祸的感叹，对民生的关切。

张謇的努力和付出赢得时人的普遍认同。施滋培《启东设治汇牍》称“公砥柱东南，一言九鼎”。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冯国璋给张謇回电称其“为民请命，语重心长”，“执事东南泰斗”。

可见，时人高度肯定张謇在东南的地位，也可谓是他努力实现东南理想而得到的认可。

(二)寻求实业发展的基本环境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张謇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至少未在日记中反映。个中原因是：一方面，义和团开始时主要是在北方，对张謇事业发祥地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似小，张謇此时更关注的是慈禧太后欲行废立之事，“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宣宗元孙、惇邸之孙)为子，承穆庙后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天人之际，可畏也哉！”并且，在第二天张謇对此事查看报纸以确认：“见《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昨说果确，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亦有‘保庆’之说。海内人心益惶惶已。”

另一方面，张謇的大生纱厂在历经艰难险阻后，1899年4月又遭遇资金周转的极大困难。在最困难时期过去后，“厂纱日佳，价亦日长”，“当沪上各厂积纱如山之时，而通厂之销独旺”，张謇拜见刘坤一，“相见大欢，拱手称谢”。大生纱厂的困境及好转亦使张謇无暇顾及其他。此外，当时执掌的江宁文正书院亦耗费他不少精力。

当八国联军步步为营时，“东南互保”的酝酿策划也紧锣密鼓，此时张謇的大生纱厂产销两旺。这使他更为担心动乱会波及东南，波及他千辛万苦创办的大生纱厂，从而打破纱厂发展的好势头。他极为盼望有一个稳定的实业发展环境。

商贾们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战乱，使其工商业遭受炮火摧残。“自咸丰、同治以来，东南商富最著称”，“上海本商贾荟萃之区，凡商人皆具身家，无不爱和平者”。渴求稳定的环境是商人们的共同愿望。

东南半壁江山的稳定成为张謇持之以恒的追求。直到晚年，在军阀混战之时，张謇仍在为追求良好的实业发展环境而呼吁，他曾给中央政府暨江浙当道致电：“据上海、南京、杭州总商会通告略云‘上海为江浙两省要冲，全国商务中心。华洋辐辏，百货云集。江浙两省之安危，上海一隅实为门户，尤大局治安、全国商业盛衰之关键也。’……民本安，曷为而使之危？民求治，曷为而迫于乱？”呼吁政府“保境安民。”

晚年，张謇在诗作《我马楼饮客作重阳》中仍表示“踟蹰困东南，迂阔何西北。一醉无远谋，旦晚望兵息”。渴求稳定的环境，让实业得到充分发展，这成为张謇的毕生追求。

(三)易都东南惩凶绝患

“东南互保”从酝酿到议约再到施行的过程中，张謇的思想亦随之变化。

张謇起初思考如何在北方纷乱情形下不使东南受影响以保一方平安，提出“东南自保”概念。为使东南自保，首要的是遏制地方势力，不让其与义和团遥相互应，于是献策招抚徐宝山。招徐之策被刘坤一采纳并顺利实施。招徐后，张謇开始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与朋僚所议“保卫东南”之事，继而思考“易西而南”、迎銮南下等。

然而，定都东南绝非易事，当此设想难以实现时，张謇便提出迎銮回宫。不过，在此问题上，张謇的认识又有变化。7月28日，张謇上书刘坤一“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此时，张謇认为先“平乱匪”，再“退敌迎銮”。而到了八月，张謇的想法发生变化，认为还是“宜先退在京之寇，迎还两宫，徐议除匪定约事”。这里其实牵涉到先对外还是先对内的问题。当张謇的朋僚们还停留在其原有思想时，张謇的思想又有新转变。当张謇认为宜“退寇—迎銮—除匪”时，周家禄等还坚持“退敌—剿匪—迎銮”。

张謇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担心“久则变生”，“皇帝”、“太后”久西，京城恐生变节，如此国家则会大乱。张謇如此热心策划“易西而南”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想让光绪皇帝当个名副其实的皇帝，通过易都东南，让慈禧太后真正还政于光绪。

与易都东南相联系的是，张謇希望乘机削弱慈禧太后的力量，为光绪皇帝掌握实权扫除障碍，同时，也为“东南互保”处理好善后，不使其有翻案的机会。为此，需要直接打击的对象就是端、刚之流。在对待义和团运动及列强的问题上，端、刚所持观点和态度直接左右了以慈禧为首的主战派，也给朝廷带来被动，给中国带来被瓜分的危险。张謇及其朋僚正是抓住这些，力图通过刘坤一上书来弹劾端、刚。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联合弹劾获得预想效果，使得端、刚被解职并“交部议处”，最终得以严惩。

张謇认为，惩凶是稳定局势的有力步骤，但回銮更是稳定局势的关键，“知朝廷已严治祸首之罪，而无回銮之期，和无日也”。对两宫回銮，张謇极为关注并十分担忧，当他“闻西人有再不回銮，当立明裔之电”时，还是在日记中欣喜地记上了一笔，后来，在自订年谱中也郑重记下“十月，外交使团坚促回銮”。张謇认为，如果两宫继续西狩，就会夜长梦多，甚至会出现内乱。

在“东南互保”酝酿、商讨及付诸实施过程中，张謇自任“官民之邮”，是保住东南事实上的功臣。但张謇甚为内敛，无意居功。刘坤一去世后，张謇的挽联是：“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惟谨慎，咸同两朝，众贤而后，新宁有光”，给予刘坤一一生特别是“东南互保”的功绩以礼赞。对朋僚，张謇同样给予极高的评价。

张謇曾与熊希龄一起致函汤寿潜“民国告成，我公保障东南，功在天下”。汤去世后，张謇作挽词五首，其中两句为“不交何上下，所系在东南”。张謇给汤寿潜拟写家传，更是将劝说之功记在汤的头上：“及庚子拳乱，召八国之师，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甚大，其谋实发于君。”

张謇在挽施理卿词前小序中说：“光绪庚子拳匪之乱，东南互保议倡于江南，两湖应焉。欧人称刘总督临大事有断，如铁塔然，虽不可登眺，而巍巍屹立，不容亵视，亦人物也。施君佐刘幕久，是役助余为刘决策，尤有功，亦为两湖总督张公所重。”这里，张謇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施，同时，也道出了“助余为刘决策”之实情。

王敦琴系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南通大学教授，南通张謇研究中心副会长。文章来源：王敦琴，羌建，张謇：“东南互保”中的“官民之邮”，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4(02)，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