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被定位为“爱国民族实业家”。这一评价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但章开沅先生晚年对此定位表示明确“不满意”，认为其“停留于较低层次”。本文系统梳理章开沅对张謇定位的学术反思，以及马敏、罗一民、孙钦香、虞和平、梁林军、严泉等学者在“政治家”“思想家”“社会企业家”“现代化开拓者”等维度上的突破性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张謇研究正在经历从“实业家”到“事业家”、从“个案”到“范式”、从“经济史”到“思想史”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对张謇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估，更是对中国近代化道路内生性探索的深度开掘，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因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
一、引言：一个“过时”的定位
有学者再次提出一个引发热议的问题：用“爱国民族实业家”来定位张謇，是否已经不够了？
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二十年前，张謇研究的学术泰斗章开沅先生就曾公开批评，张謇研究“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他呼吁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
章先生的批评，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对张謇的定位，是否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反”阶段？“爱国实业家”这个标签，究竟是张謇历史地位的完整概括，还是一个需要被超越的起点？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章开沅先生对张謇定位的学术反思，以及近年来学界在“政治家”“思想家”“社会企业家”“现代化开拓者”等维度上的突破性研究，揭示张謇研究从“实业家”到“事业家”的范式转型及其深层意义。
二、章开沅的“不满意”：从“盖棺论定”到“再认识”
（一）“盖棺而不能论定”：质疑传统定位
章开沅先生对张謇定位的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1988年发表于《江海学刊》的《对于张謇的再认识》。文章开篇即写道：
> “中国早期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张謇离开人世已有61年了，但是他的事业及其影响至今仍然延绵不绝。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承认他是名人，是大实业家和教育家，但实际上褒贬不一，评价歧异甚多。中国人总爱说盖棺论定，其实许多历史人物却是盖棺而不能论定，至少是盖棺而难以论定，只有通过若干世代历史的验证和众多论者的争辩驳难，然后才能获得比较一致和近乎实际的结论。”
这段话的核心在于：张謇“盖棺而不能论定”。“大实业家和教育家”是长期以来的主流定位，但这只是暂时的、需要不断深化的认识，而非最终的结论。
（二）从“企业家”到“事业家”：概念的突破
在1986年出版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章先生明确区分了“企业家”与“事业家”两个概念：
> 张謇虽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经营各种企业，但与一般资本家又有所区别。他“具有极大的爱国热忱，始终保持儒商本色，利润的追逐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驱动力。他办实业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办教育又是为地方自治奠定基础。从最终结局看，他是一个失败的企业家，但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事业家。”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章先生认为，张謇的意义不在于他创办了多少企业、赚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以实业为手段，以教育和社会建设为目的，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近代化道路。“事业家”强调的是他的社会责任感、文化抱负和超越利润追求的精神境界。
（三）从“实业家”到“现代化开拓者”：定位的升华
在1987年发表的《张謇与中国近代化》一文中，章先生进一步将张謇提升到“中国早期现代化开拓者”的高度：
>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张謇是极其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劳绩虽然是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但在政治方面也并非毫无建树。”
这一论述将张謇从具体的“办厂”“办学”行为，提升到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全局视野中。张謇不再是单纯的实业家，而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
（四）批评研究范式“停留于较低层次”
2006年，章开沅对张謇研究现状提出了最为直接的批评：
> “张謇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虽然规模和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他提倡要‘更为主动地走出去，与其它学科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合力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
这段批评的核心在于：如果对张謇的定位停留在“爱国实业家”层面，研究就容易局限于“他办了哪些厂、建了哪些学校”的“就事论事”层次，无法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揭示张謇的深层意义。
（五）“一代儒商，万世师表”：晚年的升华
在2000年第三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致词中，章先生用八个字概括张謇：“一代儒商，万世师表”。在2003年写于《张謇感动中国》中，他更动情地说：
> “如果要评选20世纪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我将毫不犹豫地提名张謇为候选人之一。因为他也曾感动中国，而且影响持续之久，事业经营之难，泽惠地区之广，都为时人所难以企及。”
“师表”意味着张謇不仅是实业界的楷模，更是道德人格、思想境界、文化精神的典范。章先生晚年反复强调张謇的“崇高思想”“精神世界”“人格魅力”，实质上是在为张謇的更高定位打开通道。
（六）对“张謇学”的审慎：反对过早挂牌
章先生对“张謇学”的提法一直持审慎态度，其深层原因正是担心学术界满足于既有定位、不思进取：
> “常有人问我，张謇研究能否成为枝叶繁茂之张謇学？我则认为张謇研究终将成学，但现在尚非其时。”
他明确指出，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张謇学”，必须“有一批真正可以传世的学术佳作，乃至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者。只有到那时，‘张謇学’才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了。”
三、学界的回应：从多元突破到范式转型
章开沅先生的批评和呼吁，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回应。近年来，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张謇定位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形成了“政治家”“思想家”“社会企业家”“现代化开拓者”等多重定位的学术共识。
（一）“政治家”定位：从倪友春到罗一民
1. 倪友春：《张謇是中国近代政治家》
2006年，倪友春在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标题即《张謇是中国近代政治家》。该文从张謇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民国政府任职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中的表现，论证张謇不仅是实业家，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家。这是目前所见最直接、最明确的“政治家”定位。
2. 罗一民：张謇是“全国性政治家”
罗一民（张謇企业家学院特聘教授、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南通市委原书记）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反复强调张謇的政治家定位。他在《张謇：从状元到政治家》等文中指出：
> “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乡搞地方自治，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和其他政治家的不同点无非在于：他不是直接当官的；他同时兼有企业家、教育家的身份。”
罗一民认为，张謇的政治家身份不应因其“亦商亦官”的多重身份而被模糊。从时间上看，张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从影响上看，他参与和主导了晚清立宪、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民国初建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是全国性政治家。
3. 严泉：张謇是中国的“汉密尔顿”
严泉（上海大学教授）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将张謇与美国的建国国父汉密尔顿相类比：
> “如果和美国的建国国父们做一比较，张謇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集思想家和实干家于一身……同样地，作为全国性政治家的张謇，不仅有民主政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务实作风。”
严泉认为张謇不仅是“全国性政治家”，更是集思想家和实干家于一身的现代国家制度开创者。
（二）“思想家”定位：从思想史路径的探索
“思想家”的定位相对审慎，但有多位学者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张謇，实质上赋予了张謇“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1. 梁林军：张謇是“经世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梁林军（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在《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清初三大思想家对张謇的影响》一文中，将张謇置于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谱系中：
> “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发展的极致之一就是士人从事实业，通过做事改变自己、改造社会，张謇是其中集大成者，开风气之先。”
梁林军论证张謇深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影响，并将“实学”传统创造性转化为“实业”实践。这一论述将张謇定位为儒学思想史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2. 孙钦香：提出“实业儒学”概念
孙钦香（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在2024年发表于《学海》的《张謇“实业儒学”思想述评》中，从儒学思想史角度重新定位张謇：
> 张謇“不仅仅是近代化、工业化的先驱人物，更是经由传统儒学熏陶，投身实业的典范人物”。
孙钦香提出“实业儒学”概念，认为张謇“将传统的‘工商末务’观念转变为‘国以农工为本’”，实现了儒学价值观的现代转化。“实业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种形态是值得探讨和践行的”。这一研究将张謇从“实业家”提升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实践者”。
3. 南通张謇研究的学术综述：张謇“知识结构已近似百科全书型”
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目录显示，有多篇论文从哲学、伦理、思想角度研究张謇，包括《张謇：二元文化人格的现代拓荒者》《大真大善大美——走进张謇的哲学世界》《张謇也是史学家——评张謇的历史观》等。这些研究从哲学、历史观、文化人格等层面分析张謇，实质上承认了张謇作为思想家的价值。
（三）“社会企业家”定位：马敏的新视角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在2024年发表的《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一文中，明确提出用“社会企业家”视角来理解张謇：
> “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为理解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和张謇本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一视角，或可有望破解扑朔迷离的“张謇现象”之谜，真正把握张謇实业经营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对张謇的多重身份和多重面相给出一个相对统一、合理的解释。
马敏认为，大生集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其根本特点在于“植根乡土，服务社会，实现现代工业的综合化、‘在地化’发展”；张謇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将传统士大夫精神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融为一体”，“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同时，又强调营造社会，造福地方，拥有超越一般企业家的更大的社会经营观”。
这一视角将张謇从单纯的“企业家”提升为“社会企业家”，强调其超越利润追求的社会关怀和整体治理意识。
（四）“现代化开拓者”定位：从虞和平到罗一民
1. 虞和平：《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虞和平主编的《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2004年出版）在“序”和“前言”中明确将张謇定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
> 本书将张謇定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并以此为主题对他进行了深入、全面地研究，力求给张謇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该书认为，张謇在四个方面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做出贡献：顺应和推进现代化进程、提出现代化意义的思想主张、开创现代化事业、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统一。张謇“带着儒的抱负、儒的学养和儒的情结进入商界”，“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国计民生乃至国际商战，终于成为高瞻远瞩追求社会整体革新的现代化前驱”。
2. 罗一民：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
罗一民在《张謇如何开创南通早期现代化》等多篇文章中，明确将张謇定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
> 谈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不能不说张謇。张謇显然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引领者。
罗一民认为，张謇的现代化实践以“现代性为准绳”，涵盖经济市场化、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他以现代实业为基础，全面推进南通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将南通精心打造成中国近代第一城”；他“用南通现代化的实例，向全世界发布了一篇‘南通宣言’，宣布中国人是能够现代化的”。
3. 彭智诚：张謇是“中国内生现代性的觉醒者”
彭智诚（张謇企业家学院）在2025年评介《张謇三十讲》的文章中，将张謇的现代化实践提升到“中国内生现代性觉醒”的高度：
> 《张謇三十讲》通过对张謇这一复杂而富有张力的历史人物的深度挖掘与解码，成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主体性基因。
彭智诚认为，张謇的现代性探索“以其鲜明的系统性特征，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洪流中独树一帜，堪称奇迹”；他将“儒家‘经世致用’的实践智慧转化为现代经济伦理”；他的实践“为‘多元现代性’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证明中华文明同样具有现代转化的无限潜能”。
四、定位演进的深层逻辑：从“实业”到“事业”的学术史考察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张謇研究定位演进的深层逻辑：
（一）从“平反”到“正名”：学术与时代的互动
章开沅先生亲身经历了张謇研究从被压制到被承认的过程。他在《我与张謇研究》中回忆，1960年代撰写张謇传记时，出版社要求“加强阶级局限分析”“不宜肯定过多”；“文革”期间他被批斗的罪名之一就是“为大资本家树碑立传”。
19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张謇研究开始“解冻”。但章先生认为，这个阶段的“平反”定位——即承认张謇是“爱国民族实业家”——只是拨乱反正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罗一民、虞和平、马敏等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深化与拓展。
（二）从“经济史”到“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
传统张謇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史领域，探讨其实业经营、企业制度、管理模式等。但章开沅先生批评这种“就事论事”的研究“停留于较低层次”。孙钦香的“实业儒学”、梁林军的“经世致用”、严泉的“汉密尔顿类比”等研究，标志着张謇研究从经济史向思想史的范式转型。
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将张謇从具体的“办厂”“办学”行为中解放出来，放到中国近代思想转型、儒学现代转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视野中重新审视。
（三）从“个案”到“范式”：张謇研究的普遍意义
早期张謇研究往往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个案”——一个弃官从商的状元、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但当代研究正在揭示张謇的普遍意义：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实业结合的典范，是中国内生现代性的觉醒者。
正如彭智成所言，张謇的实践“为‘多元现代性’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证明中华文明同样具有现代转化的无限潜能”。这一定位，使张謇研究具有了超越个案、触及中国现代化道路深层问题的范式意义。
五、结论：张謇研究的未来方向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用“爱国民族实业家”来定位张謇，是否已经不够了？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第一，“爱国民族实业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平反”定位，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但它不应成为张謇研究的终点。章开沅先生对此定位的“不满意”，以及学界在“政治家”“思想家”“社会企业家”“现代化开拓者”等维度上的突破性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张謇的历史地位需要被重新评估。
第二，张謇研究的范式转型正在进行。从经济史到思想史，从个案到范式，从“实业家”到“事业家”，这一转型不仅是对张謇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估，更是对中国近代化道路内生性探索的深度开掘。
第三，未来的张謇研究，应当在以下方向继续深化：
- 在思想史层面，进一步挖掘张謇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建构的贡献；
- 在政治史层面，深入探讨张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探索和思想遗产；
- 在比较研究层面，拓展张謇与日本、西方企业家及政治家的比较研究，实现真正的国际对话；
- 在现实关怀层面，发掘张謇研究对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建设、地方治理现代化、文化自信建构的启示意义。
章开沅先生曾说：“用张謇的精神研究张謇，以严谨的研究发扬张謇精神。”这或许是对张謇研究最好的期许。张謇“以弘毅之力行其志”的坚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父教育、母实业”的救国情怀，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当代学者应当继承的精神遗产。
当我们将张謇从“爱国实业家”提升到“事业家”“政治家”“思想家”“现代化开拓者”的高度，我们不仅在重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更在重新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厚底蕴和内生动力。这，正是章开沅先生“将张謇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的深意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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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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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梁林军：《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清初三大思想家对张謇的影响》，光明网，2021年10月23日。
[16] 彭智诚：《张謇三十讲的学术价值》，张謇企业家学院官网，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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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黄任望：《沉潜与超拔——张謇研究管见》，爱思想网，2017年8月30日。
[19] 《张謇研究的五个阶段》，南通史志网，2018年9月6日。
[20] 朱英：《章开沅与近代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研究》，张謇纪念馆官网，2024年10月28日。
[21] 华中师范大学官网：《章开沅和他的张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