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张謇与镇江——聚焦民族实业家的家国情怀”座谈会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原会长、省供销社原副主任张妙奇致辞

张謇曾孙、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副会长、南通謇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慎欣致辞

《江苏地方志》原主编吉祥，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郑忠，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振羽，民盟南通市委员会原副主委赵明远，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馆长尤灿依次发言，现场讨论深入，气氛热烈。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会长、南京艺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管向群主持学术交流

《江苏地方志》原主编、一级调研员吉祥作分享交流

《江苏地方志》原主编、一级调研员吉祥以“区位地理视域下的镇江城市及其工商流变”为题作分享交流。他从区位地理的宏观视角切入，系统梳理了镇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交通地理变迁而呈现的城市地位与工商格局变化，将镇江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大运河时代、长江开埠时代、沪宁铁路开通及省会时代、市管县以来的当代四个阶段。

吉祥首先指出，今天人们印象中镇江在江苏“十三太保”中体量较小，但放宽历史视野便会发现，镇江在国家历史版图上曾举足轻重。它自古便是交通枢纽与商贸重镇，居江河要津，控漕运咽喉，在沟通长江流域市场及南北经济纽带方面扮演过不可替代的角色，这种交通地理从根本上决定了镇江的城市地位与工商文化走向。

在大运河时代，镇江与扬州（瓜洲）是“长江与运河相约”的一对孪生城市。隋唐大运河贯通后，镇江成为江南漕运咽喉。唐代润州是江南道浙西观察使治所，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漕粮贡赋均在此集结北运，安史之乱期间更成为维系唐王朝命脉的漕运枢纽，吕祖谦称“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宋代两浙漕船及东南杂运皆取道镇江越江北上，南宋时镇江成为江、河、海运输枢纽。元代海运兴起，镇江是长江南岸造船基地，商业繁荣，《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此地“富商大贾，野味及适于生活之百物皆饶”。明代镇江担负大宗商品转输功能，各地商贾云集，徽商、粤商、闽商在此设行，鲇鱼套成为江苏最早的木材集散中心。清代镇江仍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物资集散地与江南漕运咽喉，丝织业、造船业规模显著，镇江醋获南洋劝业会金奖，镇江商帮在上海、扬州乃至北京都形成经营网络。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镇江作为天京外围门户遭战火重创，京杭大运河漕运体系由此走向终结，这是镇江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进入长江开埠时代，吉祥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镇江的历史转折。1842年镇江战役是鸦片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役，英国随后通过《天津条约》迫使镇江于1861年正式开埠，成为长江下游由海入江的第一个通商口岸。英、美、法、德等国纷纷设立洋行、码头和领事馆，镇江迅速成为全国办理转口贸易业务的最大口岸。光绪元年全国签发子口单中镇江一口即占近三成，居各口之首；光绪三十三年进出口贸易额超过3500万两白银。在列强入侵的背景下，招商局镇江分局于1873年成立，拉开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与外国资本竞争的序幕。与此同时，镇江钱庄业异军突起，高峰时达60余家，信用放款总额最高达白银1500万至2000万两以上，业务范围远及鄂、赣、皖、湘等省数十个城市，镇江由此赢得“银码头”之称，金融界甚至有“无镇不行”之誉。吉祥特别引述美国学者张信《磨合：近代镇江的全球化之旅》中的观点，指出镇江并未因传统漕运衰落而消亡，反而实现了从“跨区域枢纽”到“专业化中介城镇”的转型，通过商品结构专业化、牙行制度的韧性重塑以及钱庄业主动接轨上海金融体系，成功嵌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亚洲—全球贸易网络。开埠还带来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电报局、邮政总局、电力公司、机器缫丝厂、面粉厂、火柴厂等新事物相继出现，商会组织也随之建立并参与地方治理。吉祥将这一阶段概括为镇江发展的“2.0版”——长江航运主导了近代镇江的城市命运。

在沪宁铁路开通及省会时代，吉祥认为这是镇江交通地理的第三次重大变化。1908年沪宁铁路镇江段通车，镇江站向北铺设直达港区的铁路支线，使镇江港成为长江下游唯一可以铁水直接换装的港口，镇江由此具备了水陆交通中心的双重地位。然而津浦铁路最终改道浦口而非镇江，使镇江错失成为南北铁路干线枢纽的机遇。吉祥援引当时镇江商会的说帖指出，镇江人士曾呼吁修筑镇东铁路以联络江北、重振商埠地位，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29年江苏省会正式迁镇，镇江开启历时12年的省会建设时期，市政面貌焕然一新，建成全省第一条柏油马路，兴办医政学院等高等学府，成为沪宁线上上海与南京之间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工商城市。这一时期镇江银行业迅速发展，至1948年各类金融机构达70多家，成为全省金融中心，冷遹、陆小波、严惠宇等工商界代表人物活跃于历史舞台。

谈及市管县以来的当代镇江，吉祥指出1949年后镇江的区域地位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弱化。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镇江辖区大幅收缩至丹徒、丹阳、扬中、句容四县，在全省“十三太保”格局中经济体量逐渐靠后。但镇江工业仍形成了造纸、化工、建材、铝业等支柱产业。吉祥特别强调，镇江是“四千四万”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扬中供销员群体闯市场的劲头便是典型代表。同时，镇江企业家延续了清代“京口救生会”及近代“镇江三老”的慈善传统，使“大爱之城”成为当代镇江的重要城市品牌。吉祥最后总结道，镇江在江苏“十三太保”中虽体量不显，却代表着苏南乃至江苏的发展底色，只要找准定位、解放思想、发挥优势，镇江必能在新时代跑出加速度。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忠作分享交流

江苏省张謇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忠以“浅谈城市兴衰与解放思想”为题作分享交流。他指出，近代以来长江下游区域经济一直是学术界重点关注与研究的学术领域。作为长江下游地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性转口贸易港、长江中上游与华北腹地的商业金融枢纽以及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城市之一，近代镇江城市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命运：一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的鼎盛时期，一是20世纪10年代至1949年的衰落期。鼎盛时期的镇江作为长江首个内陆通商口岸，其转口贸易额全国第一，不但是洋货分销、土货出口的超级中转站，长江与运河唯一的十字枢纽，还是长江以北极其重要的金融辐射中心，是全国顶级的“银码头”。而民国以来，特别是1908年、1912年沪宁铁路与津浦铁路先后通车以后，货运改道、腹地萎缩，镇江开始由全国性的经济枢纽降为区域性转口商埠，地位下滑，功能转型，进入衰微时期。为什么近代镇江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状态，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深思。

郑忠结合他近期撰写的一篇关于子口税制度影响下近代上海与镇江间贸易格局的论文，进一步展开分析。他认为，子口税制度作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税制，以牺牲中国国家主权与民族经济为代价，在客观上推动了口岸贸易与沿海沿江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畸形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大失衡。尤其像镇江、芜湖、杭州这样的商贸城市，在面对外来因素冲击时，如果仅仅被动依托区位优势承接中转功能，而不主动扩大自身的核心优势——比如推进自身工业化发展、抓住发展机遇、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经济环境、市场规则与社会风气——是很难突破“依附性”发展困境的，比如贸易上对上海的依附以及对国际市场的依附。

他分析道，其实开埠之前的镇江在长江下游地区拥有不错的区位优势和贸易地位，是长江中上游、南北物资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商贸繁荣，与苏州、扬州等城市各有侧重。但自子口税实施以来，镇江经济呈现出两种不同态势：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镇江凭借原有区位优势成为长江下游洋货转口的理想之所，加之是子口证的签发关口，一次缴纳后即可通行内地，贸易规模急剧扩大，腹地范围更加广阔，城乡经济随之带动，镇江一度成为长江下游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城市发展呈现繁荣景象。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子口税制度弊端日益显现——包括不平等税负、单向性特权、征管机制的特权、税收设置引发多重矛盾——以及镇江附近江面沙洲淤积自然条件变差，加之镇江港口转口贸易性质突出、缺乏物资落地加工功能、本土工业化支撑能力薄弱即工业几乎空白，过度依赖转口贸易导致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削弱，一旦其他口岸抢占腹地市场，镇江贸易极易被替代。最终，随着20世纪以来更多口岸开放和铁路兴起，原先经由镇江贸易流转的货流被分流，镇江的经济腹地只剩下苏北一地，港口城市地位一落千丈，无法实现从“中转节点”向“区域中心城市”的转型，不得不沦为依附于上海的转口城市。郑忠补充指出，除镇江以外，长江下游的宁波、芜湖、苏州、杭州等城市也都曾受国际市场影响而经历经济起伏波动。

郑忠接着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既然镇江基础条件如此之好，为什么没有像近代南通、无锡那样由小县城规模的城市转变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难道仅仅是因为南通有张謇，无锡有荣宗敬、荣德生、薛南溟吗？为什么张謇等人抓住了时代机遇，而镇江却没有出现张謇式的人物？镇江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发展机会？他明确指出，镇江并非没有发展机遇，只是没有抓住。他以津浦铁路为例加以说明：清朝末年清政府兴建南北铁路线津浦铁路，原计划并非天津到浦口，而是天津到镇江。1899年清政府还与英德银行团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借款总额为740万英镑，规定天津至山东峄县为北段由德国德华银行承筑，峄县以南至镇江为南段由英国中英公司承租。然而，当时镇江商会中的重要人物吴泽民迷信风水，认为修筑铁路会破坏镇江大好气势、影响商业繁荣，便联合镇江籍官员、翰林坚决反对，致使清政府变更计划，改筑沪宁路和津浦路衔接。铁路建成通车后，南北货物交流不需再由镇江集散，加之其他原因，镇江商业一蹶不振。此后二三十年间，镇江人士谈及商业衰落，每每归咎于吴泽民。

郑忠由此引申出更深层的思考：今天我们回顾近代镇江城市发展的历史，不管客观上存在多少困境——政治上的苛捐杂税与兵燹，经济上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恶意竞争与国际市场冲击，地理交通环境的改变如长江淤沙和铁路建设，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但关键是作为镇江人，你为镇江努力了吗？在关键时候，你有没有解放思想、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还是恪守传统观念？他指出，近来中东发生战争，在座各位都会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与富强也就是近30年来的事。研究近代历史，不妨以更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问题。今天中国崛起与富强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及其导致的市场经济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蔑视域外文化，思想僵化、观念落后，其衰落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郑忠最后联系本次座谈会的主题总结道，参观严惠宇先生事迹展，联系张謇先生与镇江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张謇扶持镇江大照电灯公司促进镇江工业化发展、创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开通镇扬、镇高、清江浦航线打通苏北苏南水运通道、强化镇江中转枢纽地位等一系列主动行为——不难看出，近代以实业救国的、影响力巨大的中国工商企业家们，真真正正地迈出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业救国的步伐。他们在国家主权破碎的时代，以实业为火炬探索前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地方兴衰紧密相连，因此成为近代企业家精神的源头与丰碑。尽管困难重重、前路难行，他们仍为今天中国的崛起与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振羽作分享交流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振羽作分享交流。他开场谦称自己虽然多次来镇江，在镇江也有不少朋友，但对于严惠宇此前还真是不甚了了。

王振羽随后对镇江历史文化进行了漫谈式梳理。他指出，镇江这座城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可以说是南京的东大门，是处在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处的一座历史名城，也曾是江苏大致二十年的省会驻地。孙家父子崛起、三国鼎足而立，应该是在镇江。孙权从镇江到南京，秣陵而成建业。关于此节，多说是诸葛亮的建议，也有人说是刘备的建议。南京清凉山东侧有虎踞关，还有武侯驻马坡。东吴向称南京六朝之始，孙权墓就在南京东郊明孝陵之南。南朝多从刘宋说起，此前司马晋衣冠南渡，北方混乱，有五胡乱华之说，有十六国之说，实际上不止十六国，有三十二国。北方大致归于平定，是到了拓跋魏即史称北魏之时，此时南方是刘宋，已经取代东晋，南北朝之称从此开始。刘宋之“刘”，不是刘渊父子的攀附，而是寄奴刘裕，自徐州南来镇江——镇江也称南徐。“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人道寄奴曾住。”刘裕崛起于军旅，靠的是北府兵。所谓北府，不称东府，有志向北方力求一统的意思，当时还有西府兵，也是武装力量的一种划分，用以拱卫京师。刘裕就是因在北府兵而崛起，搞掉桓楚、桓玄毙命，在南京开创刘宋，他的起点也在镇江。刘宋之后的萧齐、萧梁，也多与常州、镇江有关。这样说来，孙权、刘裕都与镇江有关。

他继续梳理：杨隋一统，荡平南京，繁华之地顿成废墟。此后南京一度被镇江辖属。南京复苏、大体恢复，已是南唐。南唐李璟、李煜父子抵抗北方，还要小心吴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近有热播剧《太平年》细说此一时段历史烟云，褒钱蔑李，倾向明显。两宋之际的镇江，有米芾在此，有宗泽在此，有辛弃疾、张孝祥在此，也有曾家多人在此——不是曾国藩，是曾巩——还有沈括在此，躲在梦溪园八载有余，写就《梦溪笔谈》。据学者左娅考证，他死在930年前。朱元璋立足南京，与张士诚、陈友谅争锋较量，确定先西再东战略，在东翼防守张士诚也很用了一番心思，当时的张士诚地跨江南江北，实力不容小觑。多年之后，有一和尚陪着师父往来于苏州南京，就是在镇江吐露心迹，决心给朱元璋捣乱，此人便是姚广孝。

谈及近代，王振羽指出，鸦片战争多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人们多知《南京条约》或《江宁条约》之签订，而镇江之涂炭、之惨烈往往被一笔带过。学者张信著有《磨合：近代镇江的全球化之旅》，对当时镇江的社会情态、各个阶层的组成、中央从各地调集武装力量的情况、镇江在中国的历史方位以及裕谦、海龄的自杀等均有详细描述。此前林则徐南下途经此地曾作停留，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的交集也值得关注。龚自珍与镇江确有渊源——1839年，他在镇江写下“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定庵先生《己亥杂诗》中的重要一首，被多人引用。两年之后的9月26日，龚自珍死于丹阳，还不到50岁，成为一桩公案，令人悬猜。王振羽回忆，自己多年前为龚自珍写传记时，多次来镇江、到丹阳，想象、体会在镇江的龚自珍、在运河之上的龚自珍、在云阳书院的龚自珍，此书出版迄今已有30年。镇江之战时，出谋划策者还有人在南京的包世臣，他提出很多对策如设伏江北、屯兵圌山，年过八旬的白发老翁奔走呼号、忧心如焚，却被目为迂腐不堪、荒唐可笑，令人唏嘘。

王振羽接着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此时南京已成天京，镇江成为围堵南京的前沿阵地，有一人物就在镇江，后来在镇南关大捷中一举成名轰动天下——他就是冯子材。洪秀全等人割据东南、坐镇南京，但镇江、六合却一直挺立与之抗衡。曾国藩兄弟光复南京后，江南近代化进程掀开新的一页。很快便是甲午年的天崩地裂，张之洞还想让在中法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冯子材重回镇江防御日本，冯子材到镇江、连云港等地察看走访后，深感抗击防范日本绝无把握。众所周知，战争很快结束。这一年，严惠宇在镇江九如巷的一处老宅来到人间，迄今已130多年了。

王振羽进而比较了严惠宇与张謇等人的年龄差距。他指出，严惠宇与张謇、陈三立、陈庆年等年龄悬殊，彼此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差距。张謇办实业是呼应时代、响应号召，与之同时者在江苏有苏州陆润庠、镇江丁立瀛——状元陆润庠后来重回体制内位极人臣，丁立瀛则死于1907年辛亥革命之前，他比张謇大9岁。严惠宇到扬州、上海发展，逐步崭露头角、风生水起。当时的镇江，王仁堪在此，张之洞的大秘书梁鼎芬也在此，就是他把自己的老婆托付给文廷式，而文廷式与张謇都是翁门六子中的翘楚。当然，与镇江关系密切的一位女性结合在宿州的生活观察写出了小说《大地》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就是赛珍珠。

最后，王振羽以陈三立的诗句作结：“头颅影壁察霜髭，结习书淫不可医。休校纤儿南北史，一灯留照许浑诗。”他解释，陈庆年是镇江先贤，深得张之洞、端方赏识，也是大学者，对鸦片战争中的镇江多有文字记录，弥足珍贵。他死于1929年，唐文治为他写了墓志铭。

民盟南通市委员会原副主委、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副会长赵明远作分享交流

民盟南通市委员会原副主委、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副会长赵明远作分享交流。他表示作为民盟盟员，他深切感受到镇江与民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说，刚才参观了严惠宇故居，得知严惠宇的大女儿严忠婉是民盟盟员，她去世后，其子女将严惠宇故居捐赠给民盟镇江市委员会——当然严氏的捐赠远不止此。镇江民盟发动盟员捐款50余万元，对严惠宇故居进行了修缮和布展。赵明远表示，他深为严氏家族和镇江民盟的义举所感动。

赵明远进一步梳理镇江与民盟的渊源，认为不能不提到冷遹先生。冷遹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有过交流，建国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冷遹先生是民国时期镇江地方政界、商界、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与陆小波、严惠宇并称“镇江三老”。早在1916年，冷遹便参与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此期间与张謇曾有交集。此外，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的祖籍也是镇江，出自丹徒丁氏家族。

赵明远着重介绍了丹徒丁氏家族。该家族在清末出了父子兄弟三位进士，即父亲丁绍周及丁立瀛、丁立钧兄弟。其中丁立瀛正是张之洞在1895年奏派兴办商务局、办理纱丝各厂的三位在籍绅士之一，另外两人是苏州的陆润庠和南通的张謇。但丁立瀛的办厂并未成功，除了留下“润昌纱厂”的厂名外，未见其他信息。丁立瀛、丁立钧兄弟从甲午到戊戌期间在政坛上非常活跃，其中丁立钧与张謇是好朋友，《张謇全集》中有许多与丁立钧交往的资料，《张季子荷锄图》上也有丁立钧的题诗。然而赵明远表示，他并未发现张謇与丁立瀛的交往信息。丁立瀛丁忧期满后回到北京，投身戊戌变法有关活动，变法失败后遭到清政府开缺回籍的处分。

赵明远进而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苏州的苏伦纱厂、苏经丝厂和南通的大生纱厂在创办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融资问题、资本不足，而镇江开埠以后金融商贸发达，是一个“银码头”，丝绸业也很发达，按理说资金不应是问题，但为什么丁立瀛没有办成纱厂？这究竟是丁立瀛个人的问题，还是当时镇江市场条件不够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他也指出，镇江的银钱业对南通早有支持，通海关庄布业中就有“镇江帮”的身影，大生企业的发展以及南通文教事业都得到了镇江的支持，特别是徐静仁先生、严惠宇先生，他们不仅投资南通，还分别在大生公司、南通学院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赵明远认为，张謇与镇江、镇江与南通之间还有很多课题值得研究。

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馆长尤灿作分享交流